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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尚君: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 -----悼念王运熙先生
发布时间: 2019-11-22

看冬奥会开幕式睡晚了,电话长响也懒得动,再响,知有急事,惊起,是杨明兄:“王老师今天凌晨去世了,估计是最后一口痰噎住了。”震惊,伤痛,曾给我许多提携和宽容的王运熙老师,就这样永久告别了人世,告别了他所眷恋的家人、学生和学问。两个月前,我陪徐正英到医院探望,看到因为车祸引发感染住院已经两年半的老师身体渐有恢复,师母已在考虑是否回家休养。看到我们来,老师露出笑意,我给他看iPad里陈允吉先生讲复旦往事的视频,他轻轻念出了名字,给他看朱老的照片,他响亮地说:“有一点陌生。”此前很长时间已经不能发声,听到这句真相信终于可以好起来。这是我听到王先生的最后一句话。


王运熙先生


       最初听到王先生的名字,是读《天问天对注》,当时我还是农场知青。几年后进复旦读书,并以工农兵学员刚升二年级的身份报考研究生,是陈允吉老师邀王先生一起推荐,当时完全不认识。直到快要考试了,才偶然在系里楼梯口见到。研究生面试,王先生是主考,顾易生老师副考,王水照老师刚到复旦不久,负责叫号和记录。大约问了十几分钟,主要询问读书情况,涉及面很广很细,我老实作答。记得当时问中国哲学史读过什么书,我告读过任继愈的三册,第四册没找到,王先生告,第四册还没有出版。因为王先生的推荐和审核,通过考试,我被破格录取为首届研究生。后来知道,王先生对学生所求之事,认可而能办的都积极支持,以致后来的系主任有“他怎么又答应了”的烦言。


《天问天对注》


       进入研究生学习,我的导师是朱东润先生,王先生因为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,负责研究生基础课,主要讲中国古代史、思想史和文献学三门课。第一学年,他每周一下午到我们所住十号楼329室上课。这一届是束景南、杨明、周建国、黄宝华、马美信和我六人一室,四张上下铺,中间两张桌子,学生坐桌边记录,王先生有时坐桌横上座,有时就坐旁边角上,不计较,每次打开一练习本就开讲,态度亲切而随和,内容简切而明快。记得当时古代史要求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通鉴》,以及《晋书》或《南史》,特别说明读史既要知道历史发展的梗概,是古代文学写作的背景,更应知道史书上的许多人物与故事,成为后人写作的典故,说唐人特别喜欢用汉、晋的典故。思想史则要求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。文献学则主要讲目录、版本、校勘,记得目录讲了三次,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各一次,讲的方法是先读序,再讲各部类的区分,特别说到目录所反映的历代典籍总貌和存亡,以及对文献鉴别的价值。讲《四库提要》,先生特别说到自己早年治学,虽有老师指点,但真正的学术指引者还是提要,不仅从中了解各路学术的梗概和每部古籍的价值,更从中体会折中诸说、立论务求中肯的治学态度。那段时间,朱先生也定期给我们上课,格局宏大,议论透彻,充满怀疑精神,引导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一切,以我当时的水平,还不能完全理解。王先生所讲亲切明白,由浅入深,更具引领初学者步入学术的意义。上世纪90年代,王先生曾为《古典文学知识》写过一组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的文章,我近年一直向学生推荐,是根据自己的体会。我后来作唐代文献考证,近年一直指导古典文献学博士,其实就学业来说,仅这时期听过王先生几节课。我后来告诉先生,他教授得法,我也算能举一反三,他很欣慰。


王运熙先生和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

周建国老师(左) 杨明老师(右)的合影


      那时我初涉学术,且因中学、大学都仅上过一年,从没发过文章,如何完成学位论文,心虚得很。朱先生庄严,不敢问,问王先生,先生很坦率,说他也不知道。过些时,我见《南京师大学报》发表孙望先生《全唐诗补逸》的摘录,核查《佩文韵府》,发现一些重收误收,写成几千字,给王先生看。先生看后告,这样的文章已经可以发表了,但应该先征求孙先生的意见,替我寄去。孙回信工楷写了几页纸,逐条答复,王先生告,孙先生既然接受了,就不要发表了。这增加了我的信心,于是又先后写成《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》、《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》等文,先生主动替我转给《复旦学报》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发表,并告学位论文能写成这样也就可以了。当时是研二上,王先生的鼓励让卑微的我觉得自己还行,于是有决心做新的开拓。我曾问王先生,学者应该如何发现研究课题,先生答:作家应该在生活中创作,学者应该在读书中发现问题,在分析文献中得到结论。这些话,对我启发很大。在等待学位论文答辩的半年间,我一直将群籍中所见唐诗与《全唐诗》作比读并记录,王先生问我要研究什么,我说自己也不清楚,王先生说:“还是要有一个研究的重心。”我后来可以有一些发现,以此为起点。


       后来知道,王先生是上海郊区金山人,中小学都没读,跟随中学教师的父亲在家课读。孤岛时期进复旦在上海租界赫德路的补习部学习,1947年毕业留校任教,那年他二十一岁。此前他曾热衷新小说的写作,发了不少,近年也想编入文集,但一时没找到而作罢。他自述那一阶段因为离家不远,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读书。


王运熙先生


      当时请教陈子展先生,陈先生建议可以研究六朝杂体诗或游戏文学。他从离合诗以及乐府民歌中的谐音双关现象开始,进而关注六朝乐府民歌的作者、本事、时代、地域、制度等问题。1949年,他在当时代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《国文月刊》连续发表《乐府<前溪歌>杂考》、《离合诗考》、《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》,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。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、《乐府诗论丛》,成就可与前辈余冠英、萧涤非相颉颃。近年首都师大吴相洲教授成立乐府学会,主办《乐府学》,闲谈中说到王先生汉魏乐府达到的学术高度,至今国内外还没能超越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王先生转治唐代文学与李白研究,曾主编《李白研究》与《李白诗选》,并连续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,成为当时国内文史学界年轻学者的代表人物,据说曾与治近世汉语词汇的许政扬有“北许南王”之称。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,以参与刘大杰先生主编高校统编教材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为起点,转治批评史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七卷本,历时十五年方得完成,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最高水平。其中魏晋、隋唐部分,主要由王先生本人执笔。晚年因为受限于眼疾,不能广泛读书,王先生就以熟悉的专书为重点。他几乎将《文心雕龙》全部背诵下来,因此就该书写了大量论文,深入探讨其精义要旨。


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七卷本


       王先生认为学术是公器,所见不同可以发表,但应该出语平和,充分讲理。我曾在一文中与某前辈商榷,用了一句“《旧唐书》本纪宣宗以后不可尽信是治唐史者之常识”,受到王先生当面的批评,认为出语太重。他对前辈不盲从,对后学也平等对待。1994年我与汪涌豪合作撰文提出《二十四诗品》不是司空图所作的说法,当时知道王先生亲自执笔批评史中司空图部分,且已完稿,虽然我们的看法是清理明末以来的旧说,但仍很担心别人以为有针对老师的企图。王先生认真看后,立即撰文回应,认为证据“相当翔实,其中有两条证据我感到特别有力”,“一条是指出苏轼没有提及《二十四诗品》”,“苏轼是说司空图摘引了他自己的两句一韵的二十四个例子”,“把一品称为一韵,是绝不可能的”。另一条证据是许学夷“对司空图十分推崇,他不可能把司空图的著作斥为卑浅”。他还说明自己撰文论证司空图所作的证据,“不是很硬”,“因此,我现在也倾向于《二十四诗品》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。今后,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,我准备放弃《二十四诗品》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”。同时,也对该书明代所出的说法有所保留。我每谈及此,总感慨这是一位纯粹学者的气度胸襟。在王先生身上,我始终感受到学术的庄严和真诚,体会到学术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,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作假,也不应有任何的矫情与夸张。


        王先生为人平和,但议论评价常很直言不隐,没有厉色,但令人敬畏。我曾听他谈到对两位著名学者的评价,认为一位还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,一位对文本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解决,都很尖锐。他谈到年轻人兴趣广泛,也常告诫应有所专心,不要做三脚猫。不同人对他会有不同感受,我与他交谈没有畏惧感,玉明兄就不同。遇到顾先生,我们感觉正好相反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王先生参加学术会议很积极,旅游也不落下,我记得至少曾陪侍他乘车到过扬州、南京、厦门、贵阳,得以有机会无拘束地交谈,记下一些趣事。1998年在贵州苗寨观光,有与苗女结婚的游艺节目,王先生也在门孔里向内张望,并很有兴味地招呼别人来看某某结婚。


2003年,王先生在广州黄花岗


       1990年在南京开会,南大图书馆办了本校前辈学术成果展,不小心把王先生与本校顾易生、徐鹏合作署名“王易鹏”的《古代诗歌选》四册,当成南大王易的著作。我看到后,不怀好意地指给王先生看:“哪能把你的书放在这里?”王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是不是里面插图是他们画的?”当然是很正面认真的理解,但仔细想来,则回味无穷,可入《世说》。去年文集首发,骆玉明忍俊不禁地要讲一段子:某次见王先生出行,有一女生搀着,骆迎上去:“王先生,你这样,我要告诉师母的。”回答:“师母在后头。”1985年,王先生六十初度,我与许多弟子带了一盒蛋糕到王先生家为他庆生,谁发起想不起来了。先生问:“你们谁提出来的?”我们一起说:“杨明。”“杨明不会的,他很老实的。”骆玉明径回:“那就是说我们都不老实?”大家都很开心。往事如昨,更感伤怀!


古代诗歌选


      王先生身体瘦弱单薄,上世纪80年代初感觉内脏下垂,有人建议多喝啤酒多吃肉可以胖起来,他努力实践,但成效不显著。他早年用功过度,晚年阅读不便,始终只听电视而不看。但身体器官并没有大的毛病,因此直到八十五岁高龄始终没有住过医院。本系有老师形容他看着如同一阵风就能吹倒,但几十年就是不倒,真是奇迹。也说他研究《文心雕龙》喜谈风骨,如他这样真是风清骨峻,得其精神。1994年,在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即将完成之际,学校落实老教师退休制度,在他一生学术巅峰时退休,他平静地退休,没有情绪,继续完成全书的定稿出版。他的退休生活平和宁静,没有波澜,继续学术,继续生活。陈允吉老师曾说,王先生内心平和,消耗少,生活规律,一定可以活得很长。很遗憾,2011年5月17日晚的一场意外车祸改变了一切。



       我曾劝王先生退休后可以写回忆录,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,先生认为自己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,没有经历大的波澜,没有多少可写。2008年,上海社联授予先生学术贡献奖(相当于终身成就奖),是对他一生学术的最好肯定。2005年,曹旭发起,为先生出版了八十诞辰纪念文集,同门诸弟子在新亚饭店办两桌酒席为先生庆贺。席间王先生致词很自谦,说禁不起我们一起论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学生的评价是不能算数的,王先生已经用他一生勤勉、锐意进取留下的五卷本文集和七卷本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》,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,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。


王运熙先生和邬国平老师

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


原刊于《東方早報》201429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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